近日网上出现的《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气绝服毒》视频，让河北太原阜平柳树沟村41岁的苗卫芳成为“新闻人物”。这位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曾因考研(微博)成功而成为整个山村的骄傲，后却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无奈回家务农，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他真的是“读书无用”的注脚吗？他为何会选择回家种
“父亲确实是服毒，就是报道中的那样。”苗卫芳说，5月25日晚上，母亲发现父亲昏迷后，让大哥把父亲送往阜平县中医院，后又被连夜转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检测发现，血液中有大量安眠药成分，所幸抢救及时才起死回生。
苗风山事后对媒体说，自己寻短见，一方面是因为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更是因为小儿子苗卫芳研究生毕业后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回村种地。从村里的骄傲变成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舆论”的压力让他想一死了之。
2008年，苗卫芳通过自学考取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名研究生。然而，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苗卫芳一直想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比如当公务员(微博)或进事业单位，这样也可同时兼顾写作梦。
然而，毕业时40岁的年龄，加上被部分单位认为“口才不好”或“情商不是很好”等因素，这样的工作一直未找到。经过一系列挫折后，他又回到了原点，回村种地。
苗卫芳昨晚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权宜之计，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出去。”他当时还觉得，在家务农也可以“写点东西”——他一直怀揣着“文学梦”，读研期间，除了完成毕业论文，还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就是讲代课老师的，里面有我的影子。”不过由于现在出书大都自费，他只印刷了1000册。希望完成第二版长篇小说《二月兰》的出版，是苗卫芳的文学梦，与此同时，他还在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铁饭碗”。日前，阜平县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名在编教师，年龄上没有限制。苗卫芳已顺利通过报名。
(文/本报记者高淑英 摄/《河北青年报》陈建宇)
对话当事人
“我必须承认，有炒作成分在内”
是现在大环境“读书无用”，还是他个人的期望不符现实？父亲抢救时的视频是怎样拍下的？为何在事发几个月后上传到网上？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昨晚电话采访了苗卫芳。
记者：一直找不到“铁饭碗”，有没有考虑调整自己的期望值？
苗卫芳：开始肯定很乐观，觉得研究生读下来，找稳定的工作就会容易多了，但到研二时就感到情况不妙，因为上一届就有同学没有找到工作……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吧，随便找个活儿干还是没问题的。后来想到是自己的期望与实际不符了，我也在不断调整，在家没事儿时，也出去找工作，给补习班代课。
记者：为什么没有“先就业后择业”，而是直接回家务农了呢？
苗卫芳：务农也是权宜之计吧，也想着有机会能再出去，在家也可以写点东西，但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的。
记者：错在哪儿？
苗卫芳：(苦笑)现在的情况不就证明了吗……在家时压力特别大，邻居瞧不起，连东西都不借给我，见了也是指指点点……父亲服毒有他身体状况的原因，但我这个事儿也是很重要，他经常叹气说“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记者：抢救父亲的时候还有心情拍视频？为什么不久前传到网上？
苗卫芳：这个我要声明，拍视频的时候父亲经过抢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就等着醒来了，抢救的时候我都着急死了，不可能那个时候去拍……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当时没传，现在才传上去。
记者：拍的时候就想到传到网上？出于什么想法呢？
苗卫芳：嗯……目的就是想引起关注……我不是一个人，背后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农村的草根读书人背负的负担和压力更重，包括父辈的……找不到工作的话，生存状态很艰难……(对你个人呢？)我不是写了本《二月春》吗，如果这本书能出的话，也算是圆了我一个梦吧……倒没希望工作方面有什么改变。
记者：不担心被认为是炒作？
苗卫芳：这个我必须承认，有炒作的成分在内。
记者：是父亲服毒让你突然想到借此引起关注，还是一直在想引起关注，父亲服毒刚好提供了一个契机？
苗卫芳：之前也想过，去年刚毕业时也拍了一个短片，就是《硕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回家务农》……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什么原因？)可能大环境吧，现在研究生就业一年比一年难了，引起很多人共鸣……(其他的呢？)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画面吧，父亲在医院的画面……
记者：你认为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苗卫芳：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么火，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有很多媒体打来电话，还有一个书商打电话过来，说一起策划出书……我都不了解，也不敢轻易相信，(对记者说)如果你认识正规出版社的话……
记者：能不能和你父亲电话沟通一下？
苗卫芳：父亲没有手机……哥哥接电话也不方便……嫂子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应该传到网上。当时父亲服毒的时候，三里五村儿都知道了，议论的更多，家人压力很大……村里人可能不知道视频的事情，他们不上网。
(文/本报记者高淑英)
专家观点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2009年11月26日，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25日中午，她曾对母亲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这可称为“杨元元之问”，而苗卫芳和他的家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微博)道德与人生研究所郑晓江教授表示，杨元元和苗卫芳的家人都用生命为代价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知识无法改变命运？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学到了知识，考上了研究生、博士生就该有个好前途——好工作、高收入、在大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拜物教”的想法，这是一种虚幻和错误的观念。
苗卫芳回家种地、写作，“是一种逃避，一种退缩，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呢？或许是兼而有之吧。”如果放下别人异样的眼光，踏踏实实地写作，也许中国又出了一位莫言式的作家，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关键是，他父亲没有这样的认知。一个农民倾全家之力供孩子上学是为什么？是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挣钱多，或是地位高，权力大——许多父母循着这样的思路培养孩子。当家长(微博)、学生、乃至社会将“求学”与“致富”紧密挂起钩来，倘若北大毕业生没能当大官、挣大钱，家长及乡邻便觉得“不值”。苗父不懂得，名牌大学、高学历，代表个人在学业方面的成功，但不一定与高薪、高职位挂钩。希望他能认识到，孩子不做高高在上的批评者，做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这样的人即便默默无闻，即便没有挣大钱当大官，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成功者。